我们的民族服饰是怎么消失的(下)

●第三节 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满清的铁腕镇压,完成了剃发易服的誓言。然而,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满清王朝的在全国统治刚刚确立之时,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衣冠文物”。乾隆中,江西抚州金溪县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抒发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打击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拿他开刀,以儆其余“将其处斩,书版销毁”。

在满清,“汉服”是政治高压下的过滤词,同属于文字狱性质的政治问题。《研堂见闻杂录》:“功令严勅,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从符号学来看,清朝统治者通过禁绝“汉服”的所指,来抹杀“汉服”的能指。形式层面的消亡最终导致意义层面的断缺。从语言学来看,“汉服”有其语形无其语义,“衣冠”、“唐装”、“华服”等词汇也失去了实质性的依托成为虚假概念。

另,为预防满清贵族内部也出现向往汉服的思想趋向,乾隆又把皇太极的“圣谟”抬出来当“整风”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极一样,“现身说法”。而一天,弘历身着汉式皇帝的冕旒兖服召见亲王大臣,问是否像汉人,众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后答“皇上于汉诚似矣,于满则非也。”这话正中弘历的心坎,乾隆于是把“祖训” 大大称赞一通:“朕每敬读圣谟,(指皇太极关于恪守满式衣冠服制的训诫)不胜钦懔感慕,……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 又继续发表了新的“祖训” “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 “所愿奕叶子孙,维深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 可知,坚持满式衣冠,始终是清王朝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人老百姓在民间私穿汉服就要被问罪砍头!满洲贵族自己又在宫廷里偷着穿。现存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雍正、乾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也说明了这一事实。)

由这些也可知道,汉装虽然消失在汉人的生活中,但是满装发饰并没有马上就完全被汉人所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这种隐藏在人民意识正是汉服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但满清标榜满汉一体的衣冠发式,正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有这种意识的人也越来越少。当因剃头令的杀戮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再派往四处为官之时,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一幕幕人间“悲”、“喜”剧还在继续上演。

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鲁迅先生回忆说:

“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更可笑的是,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孙中山下“剪辫令”,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没有似明末汉人那样发出“头可断,辫不可剪”的“悲壮” 呼声,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公猪)尾为弘宝”(把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的不肯剪辫子!两百六十几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垂辫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垂辫捶胸顿足。他们已经把满清通过血腥屠杀强加给华夏民族的发式衣冠当成了自己原有的东西。这货真价实的数典忘祖说明了当年满清的深谋远虑终究对汉人产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最发人深省的是,汉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满清政府实际上还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发布了“十从十不从的”特令,其中男从女不从一条,使得在残余的汉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女装。为易服而来的血腥屠杀,虽然在女装消失之前就已经停止,但翻阅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未经血腥洗礼”的清朝汉族女子的服装,看起来却与其它朝代的服饰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条件下,汉族服饰的存在与演化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很难辨别相隔数千年的先秦女装与明代女装,却很容易区分相临明清女装。同时,我们又很难说出清朝时汉女服饰与旗女的服饰有多大区别。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虽然旗女是通体一身的旗袍,汉族女子依旧是上衣下裳的式样,但只要延长上衣,盖住脚面,汉女的这种装束,在表观上就几乎与满人的旗袍一般无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汉服的时候和汉女穿旗装的需要。在满清汉族女装中,大量使用的立领盘扣和琵琶襟,以及紧锁的领口都是满装的主要风格。可以说,至此时,汉族的女服已经全盘满化了。

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汉民族的文化的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

剃发易服,虽然仅仅换掉了男性的衣冠,但这却是占汉族社会生活主导者的服饰。汉人认为“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国历来就有“衣冠之制”之称,所以衣冠是汉族礼法制度的根基,而汉服男装又是这一根基的主导。汉服男装的消失,使汉族社会原有的礼仪制度也随之解体,汉族服饰不再受原有汉族传统法度的约束。同时,满清剃发之时,杀人立威的做法着实吓倒了那些活下来的汉人(有“留发不留头”气节的人都杀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汉族原有的“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没。最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成功的淡化汉人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情。通过剃发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华夷类同的现象,利用科举收买拉拢部分汉族士绅,再配合文字狱、禁海令等等彻底断绝一切使汉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民族属性的途径。一步步消磨汉人的民族感情。汉人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坚持淡化了,更多的却是对统治阶级优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一样)。失去了的汉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满装变质实是早已写定的结果。

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清朝汉女着装的满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的破坏和对汉族精神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

注一:十从十不从内容:

1。“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还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莲的陋习,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纷纷效仿,以此为美。

2。 “生从死不从”:这条即“生降死不降”。说的是人活着时穿满人服饰,死了则穿明朝服装,所以人死入殓,还是用明朝的服装。

3。 “阳从阴不从”: 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4。 “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

5。“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但一旦长成,还是要按旗人的规矩办。

6。 “儒从而释道不从”: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样。在家人必须改穿旗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出家人不变,仍可穿明朝服装,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着明朝的服装。现在明朝服饰变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从而优伶不从”:**从,唱戏演员不从。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怎么演?废话一句。

8。 “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男降女不降”。汉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这也是指服饰。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礼服,女子则依旧穿明朝的礼服,即所谓的“凤冠霞帔”。

9。“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大清,叫大明当然不行。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省却许多麻烦;

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满人的语言文字,跟汉语言当然不同。满清入定中原后,满语被定为国语,同时也使用了各个的民族语言文字,后来具有许多优点的汉语终于战胜了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连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汉文,说起汉语了,使得汉语反而更象国语了。

注二:汉服与满装在外观上的区别

满装的工艺,虽然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汉族文化,但是满族服饰也有着他自身的风格特征,能够明显得区别于汉族传统服饰,在此本书从五个方面来讲述汉服与满装在外观的区别。

线型第一:

汉服满装同样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汉服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在裁剪之时,看上去虽然是平面直线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会随着人体的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曲线,无论从正面、侧面、背面,都十分优美动人,和环境共同成为灵动的艺术品。有人说“中国人做衣服不看侧面。”这实际是十分不了解中国服饰片面观点的。汉服不仅重视人体的各个侧面的线型,而且还注重人与环境对服饰的影响。如果说西服是三维的艺术,那么汉服至少是四维(加人体结构和动作)甚至是多维(加气流等环境因素)的艺术。而满清服装,剪裁的时候是平面直线,穿上之后还是平面直线,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线。还要强调的是,和服和满装一样,都是直线造型,与汉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

松紧第二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服饰,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这点与汉族服饰的宽怀豁达截然不同。即使在满清末年,旗人服饰大量吸收了受汉人的影响,也逐渐趋向宽大,但满清服饰的宽松程度仍远远不比了前代。例如:汉族传统服装中,贵族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也表现为袖子的长度超长。官员与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后,又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而满装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样,袖子仅仅到腕,比满装的还短)。汉服袖径宽大时可到四尺,而清装最宽时也远远小于这个尺度。这种宽大的剪裁,使得汉服在穿着起来之后,可以行成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线,随风而动,但毫不拖拉。而满装,即使是贵族服饰,即使后来袖子变宽,但是这种单纯的加宽袖径、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无现于汉服洒脱的仙道之风,而且还使衣服看起来显得松散逛荡。所以分辩”松紧”,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汉服满装的松紧之别,也是线形之别的原因之一,但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满装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体现等等。

滚镶第三:

滚边也是汉服中曾出现的元素,满装的滚边,实是参照汉服而形成的。但是汉服的滚边,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为了加固衣领、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单色或绣以简约、主题突出的纹饰。而满装却客意地强调那道边的装饰性。满装能够一件衣服上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但清式服装对细节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却在此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厉害最繁琐的地步。(这件满装的滚边占了服装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汉服中从未有过如此宽阔绚丽的滚边。)

饰物第四:

满清装的饰物,都来源于汉族艺术。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滚边一样,都是无重点的到处应用,无主题的强行拼凑。本书以妇女头饰为例,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

汉女很重视发饰,很早就创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态的发髻,华美而不失自然。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丽的。而步摇等等,也如汉服之流线一样灵动。很显然,满族妇女是很羡慕此点的。所以旗女也开始刻意装饰头部。满族最常用梳的头饰叫“两把儿头”(或者叫“燕尾”)。梳“两把儿头”很复杂繁琐,首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饰物叫扁方,它长约20厘米,宽约3厘米。梳头时要先用自己的头发将发纂的底座梳出,即头后边的“燕尾”,而且还要留下两绺头发。在头顶安好那用黑缎子和铁丝裹好的架子,再用这两绺头发往上梳,从左右两侧经过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种簪子、花穗子等装点起来。这种造型,就如同开了屏的孔雀,只能从正面观看,不能从其它角度去观察,尤其不能从后面去观察。这种浮华、表面化的装饰与滚边一样,都是极为肤浅的审美下所产生的“二维”退化品。

拓扑第五:

例一,女子头饰的拓扑图型

汉女和满女都用头发和饰物对头部的进行延展,并在延展区上进行修饰,但是,两种延展方式的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汉女头部的延展区与头部是一个整体的,而旗女则是两截分开的。

例二,襟与衽的拓扑图型

满装的大襟本是来自汉服的右衽交领,但给人的视觉效果却完全不同,他们的拓扑近似有着本质的区别,汉服的右衽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道完整一体的曲线,而满装却是线与圈的组合。

在明朝汉服中也曾用过。但并不普及。扣子虽然方便,但是安装在衣服饰上的盘扣,属于短线型,这汉服整体流畅的长线型风格不符。所以仅在必要的地方,如内衣的领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着衣服剪裁线使用,如领口等。但是满装,却在所有的衣服连接处使用盘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经十分突出的多彩条纹又加了几个突兀”横道”。这样,原来呈平行的纹路上就多了几个截断,形成了几个”*”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汉服在制作时,这种明显的“交*”线极少出现!所有的线条都是平行出现,形成如国画中铁血描一样的线条。而满装,却在自己的衣服最明显的部位“打*”!破坏了原本的线型结构。从拓朴学的角度讲,“相交”与“不相交”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图形。

由上面几点可见,量变产生质变。满汉服饰,虽然同样采用汉族的丝绸印染、刺绣纹饰、平面剪裁等等工艺技术。但是汉服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与满装零零碎碎、东拼西凑的风格却是格格不入的。

服饰风格与民族个性,文化内含和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满族做为落后民族,因为汉*和中原内乱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为了显现地位的变更,所以极力追求最华贵的装饰效果。而肤浅的文化修养,却使他们只懂得去欣赏表象的华丽,而无法理解其内涵的神韵。所以形成了满风矫揉造作、浮华怯艳的特点,不伦不类,实事是审美的退化。

可悲的是,受这种”暴力地位强势、文化修养空白”的统治者风气影响,原本因”十不从”保留下来的汉服女装,也和汉族的民族气节一起,逐渐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间,就全盘满化变质,与当时满人的着装风格一般无二了。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由此可见,汉族服饰的汉文化主导性,神韵,体现汉服的内涵,失去汉文化的土壤,服饰文化也会变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服饰,虽然与汉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其内涵、神韵及灵魂深处早已脱离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范畴,所以不能称之为“汉服”。

●第四节 华夏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可以想象,一旦汉人哪天忘记了那段历史,不再认同汉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饰,那么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

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党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袍”。本来旗袍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袍,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袍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充分显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新式旗袍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袍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到1930、1940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袍。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据汉式传统服装设计了宽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凯的皇帝梦如昙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汉族传统服饰也成了“封建残余”被丢进了的角落。

革命党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袍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 DRESS”,旗袍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与占中国人口 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即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底蕴。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

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自我丑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让炎黄子孙汗颜!

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保留下来。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制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便便“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一个叫做伊东龟年的人,就曾经当着中国人说: “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还说,“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清朝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朝鲜、越南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其中,越南古称交趾,或交洲,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国的直属郡县,公元939年,吴权建立吴朝,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不过造型显得小气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以汉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鲜、越南是六旒的。朝鲜的民族服饰至今还在延续,越南的民族服饰持续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存留。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逐渐减少,心理隔阂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鲜人,表面上,迫于清廷的兵威,按期前来朝贡;实际上,对清廷充满怨气,背地里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374年。朝鲜人认为,清王朝统治中国,“华夏已亡”,所以自己以“小中华”自居。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满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装”和清代满族女子的旗装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见到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是却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认同。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