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可赛车,慢可清谈:魏晋人士为什么喜欢坐牛车?| 牛年说牛

在中国人心中,牛是勤劳无私、倔强勇武的代名词,如“老黄牛”“牛脾气”等。牛的这种形象与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息息相关。中国是农业古国,先民们驯化牛来耕地,由此,铁犁牛耕成为中国古代的农业主要生产方式。

清·鱼俊牧牛图轴(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耕牛的形象深入人心,但牛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甚至取代了马车,成为主要交通载具,帝王出行、名士清谈都用牛车,这又是为什么呢?

汉代:战乱使得牛车地位上升代

牛车也称大车、犊车。先秦时期以马为贵,牛主要被用来耕田和运输,并非用以载人。秦朝时,一些下层官吏和百姓也乘坐牛车出行,但普遍看来,牛车是卑贱的象征。秦二世而亡,刘邦崛起建汉,但长期战争使得汉初民生凋敝,《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子出行,连毛色相同的马都凑不齐,文武百官也就没那么讲究了,运货的牛车成为汉初军功阶层的出行载具。文景之治后,汉代经济恢复,马车仍然是上层人士出行的首选。

汉代陶牛,故宫博物院藏。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汉武帝为削弱诸侯国势力,采纳主父偃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实力骤减,有些诸侯王甚至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诸王自降标准,放弃马车,乘坐牛车出行。虽然破落的王室贵胄乘坐牛车,但这也没能提升牛车的地位。汉宣帝外祖母王媪因为贫穷乘坐牛车入宫,被当时的百姓戏称为“黄牛妪”;士人蔡义贫穷,经常步行,“好事者相合为义买犊车”之后才有了代步工具,这些事例即是牛车代表贫贱写照。

汉末三国,牛车地位逐渐上升,这是由于马在战争中被大量消耗的缘故。中原地区本不产马,汉初为了对抗匈奴,颁布了鼓励民间养马的《马复令》。汉末以来,养马令逐渐废弛,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马越来越少,而牛因为耕地、运输,数量没有明显的减少,逐渐为上层所用,甚至形成惯例,《晋书·舆服志》记载:“

(牛车)

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统治者乘用,牛车地位自然逐渐上升。在这一时期,名士乘牛车交游也逐渐流行开来,赤壁之战前夕,鲁肃劝孙权切勿投降时曾经提及这一情况:

“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汉末士人重气节,尚节俭,而乘牛车或破车正是自己为官清廉、名士风度的体现。建安年间,士人和洽曾向选拔人才的崔琰进言,认为车的好坏是廉洁与否的体现:

“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

——《三国志·魏书·和洽传》

由于长期战争的缘故,汉代牛车地位逐渐上升,不仅统治者乘坐,士人也以此为荣,牛车逐渐完成从民间社会到贵族阶层的跃进。但牛车真正广泛应用并超越马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牛车等级提升

西晋时,牛车取代马车,成为最主要的交通载具。无论是西晋贵族的重大礼仪活动,还是百姓的婚丧嫁娶与平时运输,牛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而马除了军旅与少数祭祀活动外,几乎退出了社会生活。又因为西晋部分继承了汉末的车舆礼制,皇帝出行也乘牛车,因此牛车身价倍增,成为标榜身份的载具。

《晋书·武帝纪》记载:“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就是写照。根据《晋书·舆服志》统计,皇帝出行的车驾仪仗有

画轮车、御招车、御四望车

等,都以牛驾车。即使是作战,礼仪性的牛车也取代了马车。西晋有一种牛车叫“五牛旗”,车由青、赤、黄、白、黑五色牛并驾,在牛背上树立旗帜,缠绕不展,除非皇帝亲征,旗帜才会舒展飞扬。

皇帝的牛车多样,王公大臣的牛车等级也日趋完善。在晋制中,有

皂轮车、云母车、油幢车、通幰(xiǎn)车

四种高级牛车,只供宗室诸王和位列三公者乘坐,这些牛车大多装饰精美,以漆画轮毂,用帷幔遮挡四周。四种车中最具特点的是通幰车,该车顶部从前到后由木杆支起巨大的篷幔,车厢和驾牛都在巨大的篷幔阴影之下,防止阳光暴晒,车厢两侧有精美栏杆,车前开窗,车后有门,两侧封闭,留出通风气孔,设计科学而精致。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的牛车。徐显秀曾被封为武安王,幰即帷幔,壁画中的通幰车与《晋书·舆服志》的记载相吻合

在宗室诸王与三公之外,士大夫们上朝和交游也喜欢乘坐牛车,但相应的规格等级会降低。虽然晋武帝在即位初期提倡节俭,但西晋的奢侈腐化之风迅速蔓延,牛车也成为攀比的对象,不仅装饰越发豪华,形成多种“改装牛车”,在速度上也开始比拼,形成了“赛牛车”的社会风气,甚至引发了命案,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石崇王恺斗富。

《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石崇王恺斗富时,争相将自己的牛车装饰得极为豪华,双方乘坐各自牛车外出交游,石崇的牛在形状、气力上都比不上王恺的牛,但两车在竞速回洛阳城的时候,石崇的牛车后发而先至,迅捷如同飞鸟,王恺的牛车拼了老命也追不上,总是落于下风。不甘失败的王恺贿赂了石崇的驾车人,得到了答案。原来牛车本来不慢,但王恺的车夫驾驭不当,反而限制了牛车速度优势的发挥,如果想争胜,就在竞速时任由牛车将重心侧到一边,这样就减小了另一个车轮与地面的摩擦,速度自然提升。掌握了核心技术的王恺信心大增,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屡屡得胜,石崇在失败后进行调查,得知有人泄密,大怒,杀掉了两名泄密者。

西晋年间骄奢之风横行,牛车和宝牛也经常成为贵族间比拼的牺牲品,正如石崇、王恺斗富一样,本来一场普普通通的牛车竞速,在上层贵族堕落腐化的背景下,竟然演变成为了一场命案。西晋国祚不长,由此可见一斑。

南朝:牛车成清谈“标配”

自西晋开始,牛车成为主人身份的象征,统治者仍延续此制,梁武帝便经常“乘折角小牛车”出行,此风气延续到东晋南朝。南朝四品官员便可配享牛车,之后推广到郡一级的官员。士人乘牛车的风气更进一步,因为牛车不仅象征着地位、清廉,更是士人清谈时不可或缺的“标配”。

南朝时,士人相遇不言治国、不谈安民,时人认为这些治国安邦的内容都是“俗事”,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老庄、周易这些“玄理”。为了彰显自己的清高风流,士人往往聚在一起清谈。《道德经》便是清谈中经常要辩论的内容,传说中老子写就道德经后“骑青牛出函谷关”,一时传为佳话,成为士人争相模仿的对象,牛车清谈之风逐渐发展起来。

明 《老子骑牛出关图》,张路/绘

在这一时期,道教正在蓬勃发展,汉末以来,士人认为青牛是仙家坐骑,将牛神话,骑牛乘牛车也就此成为“羽化升仙”的重要途径。东晋南朝人认为,汉代的生活节奏太快,在环境优渥的江南,士人不担心自己的爵位俸禄,又不用上阵厮杀,马车所代表的快节奏生活为南朝人所摈弃,缓缓优行的牛车节奏慢,车内空间相比马车更大,车内放置香料,香气弥漫,还能安置休闲倚靠的“凭几”……

封闭的空间,舒适的配置,牛车给人一种淡然、静谧之感,这也正是士人们思考玄理时所需要的环境。

在汉代,儒家主导的社会下,士人乘车须讲究“乘车之容”和“立车之容”,乘坐要时刻保持君子风度,这在颠簸的马车上很难做到,牛车缓慢、步履稳健,正好符合士人清谈时崇尚的大道至简的自然主义,因此,闲暇之时,士林交游,约上三五知己,乘牛车入山林,谈玄论道,饮酒放浪,无比自在。

东晋时的《魏氏春秋》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驾牛车出门,也不知目的地,任由牛恣意行走,走到道路穷尽处牛车停下来,阮籍放声大哭,哭罢又像来时一样慢悠悠回家去了。这恐怕也是魏晋名士们所追求的率真。

阮籍的“穷途之哭”

魏晋南朝的名士们乘牛车、服五石散、饮烈酒,袒胸露怀,恣意妄为是名士风流,然而有时也因牛车缓慢而误事。东晋的丞相王导是出了名的惧内,妻子曹氏不准王导置妾,王导只能在别处偷偷修建馆舍安置众妾。曹氏知晓后,便前往馆舍,王导怕小妾受辱,连忙驾牛车前去解围。路上觉得牛车太慢,慌乱之中用清谈道具麈尾驱赶牛车,司徒蔡谟知道后戏弄王导,称皇帝要赏赐王丞相,“不闻余物,短辕犊车,长柄麈尾”,王导大怒,称自己与士林交游,从没听说过蔡谟这个人。

南朝宋的山阴公主刘楚玉出行时即乘坐牛车。统治者有时也将精美的牛车赏赐给臣下,南朝齐梁时期,牛车遍布于社会各阶层。来源/电视剧《凤求凰》截图

南朝名士谈玄乘牛车,纨绔子弟偏爱赛牛。南朝齐的新贵陈显达等喜爱玩弄改装牛车,有些“快牛”闻名天下,《南齐书·陈显达传》记载:“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

到南朝梁时,社会上多为牛车,以至于“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南朝士族逐渐堕落腐化,丧失北伐之志,养尊处优,体质羸弱不堪,“熏衣剃面 傅粉施朱”,出门要坐牛车,下车需要人扶持。《颜氏家训·涉务篇》记述了一个故事,建康令王复生性儒雅,从没见过马,见到马匹嘶喷,大惊失色,惊呼“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南朝士人腐化堕落至此,灭亡之际亦不远矣。

北朝:牛车成为“汉化”标志

南朝士人乘牛车清谈,这一风气也影响到了北朝。北朝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在马上夺得天下,以马为贵。而入主中原以后,为了更好地统治北方地区,北朝上层开始学习汉族的典章制度,牛车所代表的的车舆礼制也在其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横扫北方群雄,兵临瓜步,以至于南朝百姓“荷担而立”,挑着担子随时准备逃跑,这样一位马上英雄,其座驾也是牛车。《魏书·礼志》记载,太武帝的座驾是“大楼辇,驾牛十二”,在英雄辈出的南北朝时期,太武帝的豪华牛车绝对够排场。

北魏早期统治者乘坐牛车,但牛车尚未进入士人阶层,真正使得牛车在北方社会推广开要到孝文帝改革。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政策,典章制度学习南朝,乘坐牛车亦在学习之列。孝文帝改革后,北朝列卿以上的官员配享一驾马车或一驾通幰牛车。由此,北朝官员开始乘牛车出行。

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漆画,漆画上的牛车即通幰车,巨大的篷幔遮蔽驾牛和车厢。司马金龙墓棺板上也有牛车造型,孝文帝改革后,牛车在北朝也成为地位的象征

北朝牛车在广泛使用的同时,把一些象征寓意也带到了北方。牛车代表清廉与灵性,成为士人高洁的象征。财政大臣杨机奉公克己,出入时“多乘小犊车”,被百姓视为清官;孝文帝之弟、北魏忠臣元勰遭到宣武帝猜忌,被宣召,元勰乘牛车入宫,牛似乎通灵性,“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不肯进”,似乎知道前方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果然,使者责备元勰迟到,将牛车牵走,元勰入宫被迫饮毒酒而身亡。

北魏的汉化适应了统治中原的需要,但汉化中将南朝士族腐化堕落的繁文缛节也全盘继承了,失去了北方民族尚武精神,激化了鲜卑族内部矛盾,最终引发六镇起义,政权覆亡。

北魏之后,北齐的牛车使用最为广泛,高级官员的牛车要饰以纯金纯银,县级以上官员的牛车也要以纯铜装饰。牛车的广泛使用也影响了各个方面的社会风俗,北周隐居的士人韦琼在离世前特意嘱咐儿子,要以“牛车载柩”,牛车带来了丧葬习俗的更易。

牛车出行图。陕西礼泉唐代李震墓出土,隋唐典制中,牛车仍然作为等级的象征出现,然而社会上更多地开始使用马车

进入隋唐以后,牛车仍在使用。唐玄宗时,杨贵妃姐妹争相以金银珠玉装饰牛车,装饰繁重、花费巨大,牛甚至不能牵引沉重的车辆。虽然直到盛唐时期仍有装饰华美、标榜等级的牛车,但李唐王朝重视马政,中国逐渐恢复尚武开拓的精神,代表地位的牛车逐渐隐退回田间,士林放荡的魏晋风度、帝王将相的等级载具也随之湮没在中古历史当中,只有千年无言的牛车陶俑和壁画在诉说牛车曾经的辉煌。

参考文献:

《史记·平准书》

《汉书·外戚传》

《晋书·舆服志》

《晋书·王导传》

《魏书·彭城王传》

《世说新语·汰侈》

《世说新语·雅量》

刘磐修《魏晋南北朝社会上层乘坐牛车风俗述论》

高玉国《晋代牛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探析》

袁延胜《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牛的用途》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谭燕鹏《田亩之外:中古时期牛的功用余意探讨》

买发元《魏晋时期牛车形制研究》

曾庆硕《汉画中的牛车》

张振刚《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牛车俑群的初步研究》

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

文章来自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潘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