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引领古代的时尚？

一股时尚风暴的掀起，往往有顶尖设计师和时尚潮人在带动。而在古代，这样的潮人也存在于不同的群落之中。最有权势的帝王，往往框定着一个时代的服饰风貌，然而也往往沦为时尚的反对者。宫廷妃嫔和贵族女子则是时尚的急先锋，其所穿戴的“内样”，总能引起民间狂热的效仿。士人是内涵派，每一次的衣饰改变简直像一次思想革命……不同的时尚人群，成就了古代华服千姿百态的风貌。

大唐潮女

这是唐三彩中的七个女俑。女子们梳着当时时新的各种发式，身穿半臂长裙。最引人注目的是身上的披帛，柔美而飘逸，是唐代贵族女子最爱的装束之一。这群富贵人家的女子，正是大唐时尚界的风云人物。

2015年新年伊始，唐代服饰就因电视剧《武媚娘》的被“裁剪”引发了热议。电视剧中武氏的服饰可谓极尽华美，然而根据历史记载可知，除了武则天登基之后是一副传统帝王的作派和冠冕装束外，有关她与服饰的记录，都与她无关，倒是她作为一个帝王，如何关注宫廷内外、朝堂上下男子们的穿着打扮。

比如她要普天之下的男子在丧母后，与丧父一样，穿三年的孝服；比如她自创了一种“武家样”的头巾，在宴会上赐给忠诚于她的诸王和大臣，这种头巾更高，中间凹陷的头巾，从此改变了唐朝幞头的式样。

武则天不是唯一给臣下设计服饰的皇帝。历史上，不少皇帝都喜欢在服饰上发表高见。而至高无上的权力，又赋予他们影响时尚甚至是决定时尚的能力。所以说到中国古代的时尚达人，还得从帝王说起。

帝王，是服饰风尚最强有力的塑造者。上图是河南巩义石窟，画中之人穿着北魏孝文帝改制后的礼服，宽袍大袖，一改鲜卑族服装窄袖紧身的风格。

帝王：时尚，还是反时尚

对于服饰时尚的创造，帝王们颇有兴趣插上一脚。上文提到的武则天，或许是出于女性的天赋，在服饰的设计上的确是帝王中的佼佼者。她不仅自创了“武家样”的头巾，还命内府制作了一款“铭袍”，在袍服上绣有“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等铭文以及山形的刺绣，同样也是只赐给在政治上跟自己保持一致的臣子们。

一朝之上，竟有新旧两种袍服，这让每天站立在朝堂上却身着旧式袍服、内心更倾向于李唐王室的朝臣，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大臣重新站队，以表示对新王朝的忠诚，以至两年后“铭袍”成了三品以上高官的特殊荣誉。

“铭袍”获得正式身份后，又被绣上更多的文字和图案，文官是飞禽，按不同等级有凤、雁等；武官是走兽，狮子、麒麟、虎……这套办法不断精密化，并被之后各个朝代承袭，直至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的结束。

帝王们创制服饰制度和样式，或进行政策性的干预，通常有这样几种用意：除了区别尊卑，助益统治之外，也有则天皇帝这种拉拢分化的意图；或者是以美雅尊严之风尚，树立朝廷的威信；当然也有纯以个人好恶影响了时代风尚的，这些人就要被士大夫们口诛笔伐了。比如春秋时齐桓公好紫，引得举国上下成了一片紫色的海洋。而在中国传统礼制中，紫乃间色，是小人女子之色。于是这股紫色风暴，让百年之后的孔子依旧耿耿于怀，发出“恶紫之夺朱也”的批评。

敦煌壁画中唐开元年间的士人。两人均着圆领袍常服，随意而自然。唐玄宗不喜冠服，所以玄宗一朝的大臣多有不喜冠服之人，史载名相姚崇去世后就不以冠服陪葬。摄影／孙志军

帝王的服饰风尚，无论是受追捧还是受谴责，影响力总是可观的。然而帝王在时尚上又是群纠结的人。有时为了政治需要，他们不仅要压抑自己的冲动和任性，甚至要去与全天下的时尚作斗争。但努力并非总能奏效，尤其是在富庶和统治松弛的时期，来自下面的各股时尚力量，不时要挑战权威。大宋皇帝就遇到了这样的挑战。

宋室南迁之后，大宋的皇帝们除了忙于军政大事，还不忘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颁布了一项反时尚的命令——“禁奢”。禁奢的内容则变来变去，全是针对国都临安城内不断变化的时尚而来，一会儿是销金之禁，一会儿是禁白之令，一会儿是通衢焚翠……

那时节临安城内外，奢华成风，不论显贵还是民间，都酷爱穿销金服饰，即以特殊而精湛的技艺，将极薄的黄金装饰到服饰上，据说是蔚然成风。装饰在服饰上的金色，深深浅浅、层层叠叠，贴金、缕金、间金、圈金、剔金、陷金、解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盘金线、金铺、蒙金、拈金线、真金纸……一城之内，从此业的金铺达数百家，销售的商贩达数千人。

难怪远方之人遥想临安城时，总要猜想那是一座金子一般的城市。临安的城池并不能固若金汤，但那时节，临安城中，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真的都是闪着黄金的色泽。“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南宋笔记《都城纪胜》这样记载。

裙裾曳地魏晋风

据《晋书》所载，晋武帝为太子选妃时，明确地提出了标准——相貌端庄、身材高挑和肤色白皙。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女装很快做出裙子加长以助身高的反应。在这幅东晋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局部中，我们能看到女子裙裾曳地、上细下宽的风貌，这样很容易造成腿长个子高的视觉效果。

当日的临安城率领着整个天下的风尚，都城的金色服饰，牵动着整个大宋朝跟着趋之若鹜，连偏远乡下的妇人，也要紧紧追随着临安城里的走向。情形之严重以致高宗要在两天之内连下诏令，一再申明政府对销金一事的严正立场。

然而群众们手里有了钱，你实在很难抑制人们对金色的嗜好和对美的狂热，大概绍兴二年的这次销金令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因为它的“始作俑者”乃宫廷之中的贵妇们，他们的风尚被称为“内样”，民间只是紧跟风尚而已。于是高宗毫不容情，首先在宫廷里和权贵之家严命禁止“销金”服饰。然而，这次却奇怪了。皇宫之中不再金灿灿了，临安城中却依旧癖好未改，妇人们仍旧穿着郁金香根染成的黄色裙子，裙幅上星星点点，闪着金色的光芒……于是三年之后，高宗不得不再次下狠心禁止销金，这次矛头直指临安城中的广大妇女群体，禁止妇女们再穿任何点缀着金色的服饰，如若违禁，不仅自己要获徒刑，丈夫或家长还要同罪连坐。

帝王的禁令绝非一纸空文，那是徒三年的重罚，而且重赏告发者，帮着制作的工匠也罚作同罪，邻里不觉察不主动告发的，也要罚，家里有而不主动销毁的，也要罚。

这是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如此严厉的禁令居然仍旧收效有限，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这项禁奢的工程仍在继续，高宗在秦桧的协助下继续严打临安城的嗜金风潮，在整个都城内张榜，限全城三日销毁，否则严惩不贷。为了抑制临安城里华丽的服饰，高宗的禁令竟然一发再发，高宗的绍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孝宗的隆兴元年、乾道元年、淳熙八年、九年，以及此后的光宗、宁宗、理宗……此风仍未刹住，发展到最后，甚至将宫中搜查到的违禁物拿到大街上公开焚烧，以儆效尤。然而即便这样，也常常是“曾未数月、冒犯如故”。这下子，逼得皇帝不得不从源头抓起，临安城的金匠集体倒了霉，金铺关门、强制改业、没收工具、杖罪科枷……

同样受到禁止的，还有美丽的翠鸟羽毛。高宗下令，将交阯进贡的六百支翠羽在闹市当众焚毁，为天下示范，举国上下皆严禁以翠羽为服饰。以今日翠鸟成为如此稀有的保护动物，可想而知，高宗的禁令成效如何。

显贵们从北方来到南方，不适应盛夏的酷热，为了贪图享受舒适，在盛夏时节，还喜穿轻薄的白色夏衣，这种颜色在当时看来，并不适合官员们的身份，且引得都城上下一片白色，这在帝王眼里，实在是一种近乎“凶像”的坏兆头，于是也成了受到禁止的项目。

大宋的禁奢令几乎和其兴亡相始终。临安城最终褪去了神奇的金色，然而却并非因为高高在上的帝王从深深的宫禁中发出的一道道圣旨，而是在入侵者残酷的铁蹄践踏之下。

来自后庭的时尚急先锋

确实，挑战帝王的一大时尚先锋，就在他的后庭之中。这一点，帝王想必也清楚得很。正如宋代士人陈舜卿《都官集》中所说：“奇装异服，朝兴于宫廷，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而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曾引领过一次新奇奢华的时尚潮流。

据《旧唐书》等史料所载，安乐公主有一条由负责内廷服饰供给的尚方局特地制造的毛裙，采用百种鸟雀的羽毛合成。百鸟裙正面看时是一种颜色，侧面看又是一种颜色；日光下是一种颜色，暗影中又是一种颜色。一百种鸟雀的形象，竟同时在一条裙中显现出来。

这样的裙子，美得新奇有趣，于是富贵之家的小姐们纷纷效仿，竟使得“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而这股“鸟兽风”一直刮到唐玄宗开元初年。当时的宰相姚崇多次进谏，请求革除奢侈习俗，玄宗这才下令把宫中所有的奇服拿出来，在金銮大殿上当众烧毁，并下令不许官吏庶民穿着锦绣珠翠之类的服饰。如此一来，珍禽鸟兽们才摆脱了被捕杀的命运。

安乐公主的百鸟裙过于奢华梦幻，有能力追随效仿的人想必还是有限。而下面这种时尚则更具普遍性，影响力也持久得多。

这次的主角说不清具体是哪个人，应该说，是一群人，是一群在盛唐过后继续美艳着的贵族女子们。不过，这群人今天只能在晚唐的仕女图上看到了。她们的身影出现在《唐敦煌壁画乐延环夫人行香图》、《簪花仕女图》、《宫乐图》……

透过一幅幅画卷，我们可以在脑海中综合出这样一幅画面——盛唐的好时光已过，晚春时节，宫廷中的牡丹和玉兰却开得正好。宫中的女子正在赏花和游玩，她们雍容于花丛中，大袖宽裙，薄如蝉翼的纱衣，在晚霞的光彩衬托下泛着淡淡的光，长长的拖在身后，两袖皆有四尺多长，重重叠叠的华丽织物色泽如此鲜亮，裙摆堆积出的皱褶格外的好看，高高的发髻上，一支碗口大的粉色重瓣牡丹，似乎正要垂下泪来……好一派春光正烂的画卷。

安史之乱后，胡服受到谴责，胡风渐渐退去。唐代女子的服饰，以天宝为分界，天宝前，是贴体合身的翻领小袖或男式圆领衫子、卷边小口、红白条纹波斯裤、靴子；天宝后，官服转成常服，贵族妇女衣裙渐渐阔大广博：衣袖四尺，衣服拖地四五寸，并越来越袒露，高髻越梳越高，各种头饰缀满发髻，袒露与宽博的装束一路风行，直至五代和北宋。

尽管宽博装束费衣费料，过于奢侈，但宫廷仕女和贵妇热衷，其他妇女也必定就多有仿效，于是宫廷的男主人——帝王和他的得力助手们，又急忙去扑灭这场从后庭燃起的时尚之火。

倡导节俭的文宗把他的女儿从宫廷宴会上赶了回去，因为延安公主的衣裾超乎寻常的宽大，驸马也跟着被罚了俸禄；宰相李德裕也在地方上下令妇人把四尺的衣袖都改回一尺五，裙子曳地四五寸的减去三寸……可是这些限制，惹得怨气冲天，最后是不了了之，晚唐仕女的衣衫一路宽博，雍容华贵，炫丽得不似人间，离现实经济的考虑越去越远，于是这种宫廷对实际生活的远离，也成为后世道德家批判的要害：在一种壮美的虚幻中，潜伏于王朝各处的危机，被重重奢靡的织物遮挡消弭在统治者的视线之外去了。

潮人中的内涵派

除了褒博之风，大唐贵妇们还引领过袒露之风，不仅惊艳了一个时代，而且至今仍被人们无限畅想着。比如热播剧《武媚娘传奇》，就因袒露服颇受争议，引发口水仗无数。

不过这恐怕是今人大惊小怪了。其实早在魏晋时代，士人们就已经在上层男性的群体里，大大的刮了一阵服饰袒露的龙卷风。其盛况之空前，以致于保守些的上层人物不得不写出《难袒服论》这样的檄文来进行斗争。

这次风潮的引领者是魏晋名士，比如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中就有他们着装风格的许多记载：阮籍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头散发，宽衣大袖，袒胸箕踞；而五短身材、容貌丑陋的刘伶在家中喝酒时，更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客人们来访也毫不回避，真正做到了“坦然相见”……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竟引来追随效仿者无数。士人谢遏、王澄等人就模仿竹林七贤，散首披发、裸袒箕踞，因此博得了“八达”的名号。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魏晋画像砖中一窥那宽衣大袖、甩手无边、随意裸袒的名士风范。

飘逸出尘的风格，还得依托具体的服饰形式来体现，其中之一便是衫。衫是汉魏之际新出现的一种服饰，与交领的袍不一样，它以对襟为主，而且袖口非常宽敞。每到夏日，对襟的衫只用带子系着，甚至不系带子，任它自然敞开。如果是交领式大襟的袍，便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种着装风格，有人把它与印度佛教联系在一起，有人归因于服食五石散后的生理需要，但这般的飘然超尘、自由无拘，毋宁说是与魏晋名士蔑视名教、崇尚自然的哲学观一脉相承。

魏晋之后，宋代文人的风尚创造、晚明士人的奇装异服等等，也曾在中国服饰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无论哪一笔，往往都饶有深意。比如明代风靡一时的“程子衣”和“阳明衣”，就是以两位理学大师的名字命名的。“程子衣”相传是宋代大儒程颐生前常穿的服装，大襟宽袖,衣长过膝。而“阳明衣”则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最爱，是一种袍式便服，腰部以下施裥（jiǎn，衣服上的褶子）十二，所以十分宽博。两种宽博、通脱的衣服，既舒适自在，又不失礼仪，与魏晋那种袒露而飘逸的服饰大异其趣，正是宋明理学影响下的谦谦君子之服。

名媛奢华风

上图是五代仿唐代画家周昉所绘的《簪花仕女图》，几位贵妇打扮艳丽入时，云髻高耸，顶戴折枝花朵，身着低胸长裙，外罩薄纱。这种高鬓纤衫、首翘鬓朵的装束，正是中晚唐以后最入时的女子褒博装束。直到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大周后还以此种装束引来天下女子的追捧和效仿。右图是唐三彩女坐俑，其裙子色泽艳丽，花朵纹饰华美精致。此般奢华的裙子，可能正是安乐公主百鸟裙带动起来的奢华风的体现。供图／辽宁省博物馆

一场时尚的“逆袭”

帝王、妃嫔高居金字塔之巅，其时尚影响力多来自政治权力；士人虽无皇家大权作依托，但在文章道德上的影响力往往更胜一筹。无论如何，这些人在古代的服饰时尚上都拥有“话语权”。正如学者沈从文所说：“社会风气且常随着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

然而在明末，一场时尚史上的“逆袭”，却在紫禁城中上演了。在这个时期，有不少深谙苏样的江南女子进入宫廷，把民间的服饰带入深宫，影响了整个宫廷后，又继而风靡了贵族官宦之家。

苏样是当时苏州的服饰样式。崇祯皇帝的周皇后，是进入宫廷的苏州女子之一，其着装风格便是最时新的苏样。还有一位来自扬州的田贵妃，地缘之便，田妃对“苏样”也是门清儿，且比之周皇后，她对时尚和自己在时尚中具有的领先性非常顽固的坚持着——从头到脚，所有的穿戴，她都让远在扬州的母亲给她一一准备，再作为贡品，送进宫来。有这样一位苏州本地“出产”的皇后，还有一位作为“苏样”忠粉的扬州贵妃，可想崇祯皇帝的宫廷中，必定是改头换面的进行了一场时尚革命。据说宫廷中的女性们都开始“雅以南装自好”，善骑射的北方妃子受到了帝王的嫌弃，放弃了钟爱的烈马，穿上“苏样”，袅袅婷婷的穿过御花园，企图再度引来帝王眷恋的目光……

表面上看来，这又是一场后妃引领的“时装秀”，然而追根溯源，这些时尚的灵感源泉，却统统来自南宋后渐渐富庶的江南，尤其是江南的苏州。

明末清初的苏州女子，实在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弄潮儿，她们的品味和创新蛮横的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女性服饰风潮，每一种式样在苏州街头兴起，就是一道强劲的时尚风潮刮过帝国南北，衣衫上绣满缤纷的蝴蝶，裙子打起细密褶皱，所谓“衣衫百蝶裙百褶”,又或者犹现皎月光华的“月华裙”，如名士李渔所说“一裥之中，五色俱备”，就这么随着女子的袅娜，倘佯在苏州城的街巷中，一闪一闪，迷惑了来学习“苏州范儿”的外地人。

苏样最大的特点还有繁密的刺绣、精致到不应人间所有的做工，普通的衣衫经过苏州匠人的手，繁华得已经看不到原先的布料，一道道的花边和格式的图案缀得满满，这让江南之外的女子望尘莫及，追赶的相当辛苦。然而正当北京的宫廷贵妇、福建的商人妻女都觉得自己已经学习的有模有样时，苏州城里突然杀出一记回马枪，兴起淡雅的色泽和纯素的装饰。

名士风尚

这是唐朝孙位的书画作品《竹林七贤图》残卷，图中所剩四贤，从左到右依次为阮籍、刘伶、王戎、山涛。名士们宽衣大袖，有的甚至裸袒胸前肌肤。他们所着的衫可以随意开合，把任情飘逸的着装风格发挥到极致，与魏晋名士蔑视礼教、崇尚自然的哲学相呼应，从而在魏晋之际掀起一股时尚风潮。供图／上海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妇女的时尚引领地位之外，还有一群特殊的女子更是时尚的排头兵，那便是晚明时期秦淮南曲的官妓。明末清初的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说：“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 妓家服饰被称为“时世装”，即今日之时装。而这种时世妆，并没有想象中的香艳开放，反倒以“淡雅朴素”为尚。可惜即使是那些怜香惜玉的名士，也不屑记载“妓家妆”的具体样式，只能徒令今人猜想罢了。

士与商的时尚拉锯战

类似妓女这样，本属于在服饰制度中受到抑制的社会下层，但反过来影响和带动服饰风尚的群体，还有“梨园弟子”以及商人和商人妇。其中，商人是最活跃也是最有实力的一个群体。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了“富”于是盯着“贵”，不仅要靠买来的官职提高地位，而且平日居家还“带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一派朝廷大员的装扮。纵然这样，西门庆仍旧觉得有些东西靠钱财和势力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他给儿子取名“官哥”，语重心长的教育他的儿子要读书，将来也得一顶正经官帽，做一个文官，不要像他，虽有财有势，却无“十分尊重”。

在以“士农工商”排序的社会中，商人有时甚至不如平民，但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往往全面的模仿那些被“钦准”的社会阶级的穿戴，模仿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以期掩盖、模糊甚至是提升自己原本的阶层属性。比如汉代初期，为了限制商人，朝廷甚至规定他们连两只鞋都必须穿不同的颜色。但也就几十年，汉代从初期的草创进入财富积累的阶段后，抬起头的商人迅猛的跨越了所有界限，穿得跟朝堂上的大人们一般无二。而这一现象在明朝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中后期尤为突显。这一时期，商人崛起，士人的地位受到挑战，于是整个社会的服饰时尚，就有了两股动力纠缠在一起发力，一面是商人的步步进攻，一面是士人的节节退守。

苏样来袭

左页图是清初套色版画中的苏州妇女，其身上所着服饰正是当时时新的苏样。花朵图案缀满衣料，刺绣繁密而精致，穿在身上，仿佛把江南春天最美的景致都带上了身。右图则是紫禁城清宫妃子的宫廷氅衣，其刺绣、纹样都受到苏样的影响。当时的苏州是中国服饰的时尚之都，连皇宫都要追随苏杭一带的时尚风气。

当时发达的江南地区，商人是时尚的最大买家，他们极热衷于各种新鲜面料、新奇式样。在晚明，苏州的商人形象往往是这样的：着高冠，着一双浅履，穿着宽松素雅的道袍，看似清雅简洁，却是本地最上乘的织品，并以举国最精巧的手艺制成；而在扬州，盐商势众，盐商和他们的家眷则是当地时尚的引领者。商人凭借着财富而上位，其地位之优越几乎凌驾到了下层士人之上；凭借着财富和富贵给予的熏陶，商人居然也有了艺术的品味和着装的风度。

面对商人的“步步僭越”，士人缙绅们只得另寻出路。受挤压最严重的中下层，对创造新风尚尤其热衷，许多新的式样都出自他们手中，许多新的头巾式样被推出来，然后立即引起社会上纷纷模仿，于是再创新的。有时是极高的冠，有时是极低的巾，又或者不及尺的袖子，又或者长得拖到地上的袖子……当时的下层士人，一面受购买力所限，一面又不甘与“小人”为伍，于是但凡能做出改动的，能与普通人相区别的办法，几乎都要一一做到，他们一改，旁人也跟着改，于是他们再改……只见巾冠、衣袂、下摆等等忽长忽短，如同在做躲猫猫的游戏。

台湾学者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对此有评论：“看来晚明流行时装的出现，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不断地被追逐与翻新。现象的背后则是各个社会阶层为追求身份地位，而互相竞争。故而流行服饰与流行时尚从另个角度来说，就是社会竞争下的产物。”

贩夫走卒的短裤到文人名士的风度

普通的平民，身份比妓女、“戏子”和“奸商”要高些，但在服饰史上的表现，却黯淡得多，沉默得多。

大众如同他们在史籍里的面目，模糊而缺乏光彩色泽，他们常常穿着深浅不一的各种麻本色，底层百姓出于生活劳作所需，以及经济所限，普遍是“短打扮”，注重实际，尽量节省布料，便于修补，重复使用……

“职位低下的小公务员、平民、商人、杂技艺人，宋初平时都一律只许穿黑白二色，不能随便着杂彩丝绸，这种情形在北宋一代似未大变。”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如是道。

如此单调黯淡的世界，似乎与“时尚”二字绝缘了。然而古时的服饰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包容和兼美，它也会向下去寻找灵感，所以百姓的头巾成了名士的雅好，而一条说不清道不明的内衣裤——犊鼻裈，也在中国的服饰史上留名千古。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叫《田七郎》，主角田七郎就是穿着大名鼎鼎的犊鼻裈，完成了舍生取义的大业。

内裤外穿

这是元赵孟頫的《浴马图》，此图中有骏马数匹，马倌九人，梧桐绿柳，与溪水相映成趣。值得注意的是，马倌身上的内裤或许就是大名鼎鼎的犊鼻裈。犊鼻裈属于内衣裤，一般只有老百姓在劳作时才会把它直接穿到外面，从而成为贩夫走卒的“时尚”。然而因其方便和特殊的寓意，有时也会受到士人和官员的青睐。

田七郎是个笃实侠义之人，虽身处“低贱”，但受人恩义却能为人豁出性命。田七郎一出场，聊斋先生先好好描述了一番形貌，尤其是点出一条皂色犊鼻裈。只这一条裤子，读者即已然知道田七郎是何等出身和处境。他是个居于乡野间的猎户，以打猎和收拾皮毛为生。

犊鼻裈是何物？很遗憾，如同历史本身，众说纷云。有人认为是一条七分裤，有人认为是一条短围裙，有人认为是一条三角裤，有人认为是一块兜裆布；有人说没有裤管，有人说裤管在小腿上下；有人说没有档，有人说档很大……

但无论怎样，通常来说，属于内衣裤，可穿在裳或袴的里面，时称“裤头”，即只有裤子的上头，没有下头。而只有底层老百姓劳作时才会把裈直接穿到外面，渐成为一种属于百姓穿着的“短打扮”。

不过这样一种“短打扮”，偶然也会出现在落魄的士人身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说大小姐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私奔，两人当垆卖酒时，“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佣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司马相如穿着短裤，与一群干活的仆人杂役混在一起，在市面上卖酒洗碗，这简直就是颜面扫地，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为此羞得连门也不敢出，即便仍旧在为女儿私奔气得头顶冒烟，也不得不出面予以接济，以免女婿继续“丢人现眼”。

如果说司马相如穿犊鼻裈是生计所迫。那么接下来出场这位，则是刻意为之了。

《世说新语·任诞》讲了一个故事：“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阮仲容看不上同族里富贵之家以晒奢华之服来炫富，便故意扯出一条“大布犊鼻裈”，缠绕一条犊鼻裈大概需要两三米布，想想这样几米长的布在七月七的阳光下迎风招展于路之南侧，对仗着路北的“纱罗锦绮”，也是醉了……

后来，无论是正史、笔记、传奇，犊鼻裈，这几尺布缠绕而成的服饰，竟成了一种隐喻，不仅标示着身份，也形成名利世界的张力，可用它来制衡关系，可用它来批评俗世，可用它来讽刺人性……它从最初的劳动者的“工作服”，逐渐为标新立异的名士所借用，最后又逐渐的，为社会各层所接受。

于是这平民百姓上不得台面的打扮，也最终扬名在时尚史里了。